花凤琴曾在家乡的私人学堂内背过几篇《百家姓》，毕竟在解放后她的家里被划为富农，还是认得几个字。丈夫自从被揭发后，就一直在家，可又闲不住，整天往外面跑，忙着村子里的事，在家时也是看报纸，关心着农民政策还有国家里发生的事，薄薄的报纸里密密麻麻的字像是咬人的虫子，看着难受。
所以，她除了给家里做饭，就是看孩子。孩子小的时候，还可以抱着，即使有些累，都还是存在于自己的监控范围。但当他们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对家里狭小的院子和空荡的屋子不满足了，总想到外面跑跑。作为母亲，她的心里有些害怕，可是吃饭时都不知道回家的永成是在太难管了。大儿子每次出门，她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咛三弟注意看好守成，不要带他上树，不要下深水。守平很敬重大嫂，真诚地点了点头。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暧昧地照在家里的梧桐树梢。守成竟然没有出门，真奇怪，孩子出门会让母亲担心，不出门反而让她更担心。她问孩子今天怎么没有找小叔玩？是不是两个人打架闹别扭了？永成捂着肚子，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凤琴赶紧摸摸儿子的额头，是滚烫的。
他害怕母亲知道自己前一天中午偷吃橱柜里的红薯面窝窝。本来窝窝不会被剩到长霉的，只因为它掉在了柜子的底角，花凤琴以为被老鼠偷吃了，也就没在意。幸运的是，在捉迷藏时被藏进柜子里的永成发现了。于是，他躲在柜子里，在没有人找到他的空白时间内，吃掉了长着毛毛的窝窝。
下午，守平和还没有成家的二哥跟着父亲下地去了，永成和两个弟弟玩累了，就躺在床上，突然一股虚弱感袭上全身，沉沉睡去了。不知睡了多久，隐约间听到母亲的骂声：“今天咋恁老实，你个龟孙，也不知道下地看看……”永安的意志还是有些混沌，勉强起来，故作无事地爬起来上茅房撒了一泡尿。外面已经是黑夜，花凤琴看到儿子走路时有些晃动，没有留心。
一间筒子屋既是堂屋正房，又是睡房，几座石灰缸用来盛粮食，然后就是一张大木板床，衣柜和橱柜放在北面靠墙的地方，此外几乎也没有什么东西。四个孩子两个大人共躺一张床，不算太拥挤。永安以前感冒发烧都是通过睡觉治好的，把被子蒙住头，出出汗，第二天也就又是轻快的一天，似乎昨日的苦痛难受只是病魔在身上打了个盹。后半夜，花凤琴被什么东西烫醒了，像是一块烧得通红的炭。她预感到不对劲，并摸了摸身边的孩子，当她摸到永安时，那种烧烫的感觉又再次袭来。花凤琴叫醒丈夫，两个人抱起永安，趁着西沉的月光，拉着铺上棉被子的架子车去找守文去了。
守文这几年作医生，家境还算富裕，而且也很讲究，堂屋是堂屋，睡房是睡房，孩子们大了有自己的房间，互不妨碍。围墙围起半落院子，大门旁是门诊部，两颗枣树遮在门诊部屋后。儿女双全，他很知足，也就结了扎，不再要孩子。夫妻二人很少吵架，妻子虽然平时话少，待人热情，但骂起人来字字透着狠劲，所以守文总是顺着她。他们还是如狼似虎的年纪，干柴烈火，免不了一场大雨甘霖，精疲力尽得睡去。睡了没有一会儿，就做起了梦。梦中有一只老鼠，它在床下咬床腿，起先是轻轻地咬，后来变本加厉地狂咬不止。守文被激怒了，一股仇恶感涌上心头，他睡不下去了，决定起床去拿门后面用来除尘的鸡毛掸子打老鼠。他醒了，听到了敲门声。
“守文快起，看看。”花凤琴喊着，有些哭腔。
“什么事？”守文慌张地问。
“你大侄子，永成。”花凤琴说。
守文起床。夏夜是温柔的，空气里飘荡着慵懒的泥土气息。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传来昆虫和谐的歌唱。他穿着睡衣快步走向漆黑的屋檐。
守文吓住了，永成身体太烫，明显已经不行了。他一边尽自己所能，给侄子身上擦酒精，一遍试图叫醒永成。永成只是有气无力地哼哼，眼睛开始翻白眼，完全说不出话来。或许是因为这个生命垂危的孩子是自己接生的，所以他对这个孩子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觉得很亲密，而且他的名字也是自己起的。他的医术本来可以在北京的大医院深造的，但由于家里没有钱，政府再给他好的政策也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局限于镇上的二流医院学了个一知半解。大病对他来说，身上的医术完全无能为力，于是，守文骑着自家的二八大杠送永成去了镇医院。
因为医学技术水平和医药的短缺，很多镇级的地方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政策，而且很多人对疫苗一无所知。加上卫生观念薄弱，饥饿带来的身体免疫差，当时的死亡率很高。民间一直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种不知者无罪的幼稚观念，更是助长了疾病的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