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名称
安史之乱
发生时间
755年12月16日—763年2月17日
地点
中国北方至中原
参战方
唐帝国：唐朝中央军与藩镇军；回纥外援；安史叛军：唐朝河北三镇的军队
结果
唐朝获胜，但地方割据局面开始形成
背景简介
唐代经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经济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达至鼎盛。安史之乱发生后，对唐朝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7]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事件详细
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皇室隐忧。
外重内轻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年间，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20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8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从贞观年间开始，任用将领里的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都是因为忠诚效力而获得提拔，但是仍然不能当上将，皆由大臣控制，所以上面还有余权可以节制下属。先天、开元年间，大臣中如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李适之等人，都是从节度使而升为宰相的。李林甫担心儒臣因筹划方略而得战功，又得高位，因而想杜绝这一条升官接近皇帝的路，好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劝说唐玄宗：“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富强，而夷狄还有没被剿灭的原因，都是因为文官为将，他们不敢冒矢石身先士卒。不如任用蕃将，他们生的雄健，哺养在马背上，成长在行阵中，天性骁勇。如果陛下能感化他们而任用之，他们定能效死，夷狄就不愁不能剿灭了。”唐玄宗同意他的说法，因而让安思顺代替李林甫统领节度，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专为大将。林甫看中了这些人都不是汉人，没有入朝当宰相的资格，因此之故安禄山能专控三个道的精锐部队，十四年不迁动。唐玄宗信任李林甫的策略，不怀疑。
玄宗怠政
开元之治晚期，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安禄山为自保和升官拜杨贵妃为母亲。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宰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将相不和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唐朝正规军已达到15万，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意图以讨之名举兵叛唐。
战争过程
叛军参与将领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安庆绪：安禄山次子。
史思明：其貌不扬，懂六蕃语，与安禄山为同乡。
史朝义：史思明长子。
唐军参与将领
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颜真卿、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炅、张介然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安禄山乘铁舆，其属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之声震地。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以及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听说范阳兵起，远近都震惊。河北都是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所经过的州县，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太原以及东受降城的人奏报安禄山造反，而唐玄宗仍然认为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没有相信。
唐廷反击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召来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16]唐玄宗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17][18][19]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唐玄宗在洛阳失守之后，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因此他们二人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二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轻信谗言，对郭、李良谋置之不理，便连续派遣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抚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扣头说：“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长安失陷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李隆基已经利令智昏，不复年轻时代的英明果决。高仙芝和封长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战方法，使得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的计划不能得逞，而且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也有力的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李隆基面前说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李隆基不经过仔细调查，竟然将二人斩首示众，致使朝廷失去了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之后李隆基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的判断了双方的形势，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杨国忠又在鼓动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