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用机场旁有口枯井，几个“肉票”直接被扔进枯井活埋。
第二天曹银屏向赵君汇报。
赵君也不在乎，他杀人杀的多了，虽然不是自己亲自操刀，但也觉得理直气壮，只是告诫道：“这几天你不要出去，先避避风头再说。”
案件引起轩然大波后，赵君也没有当回事，想要破案，自然离不开警察和军统，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军统在河南的站长因为连环杀人案已经被调离，这里他就是军统的老大。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偏偏这个风不是别人透出去的，而是他们的自己人。
几天后，赵君的勤务兵到洛阳亨达利钟表店买手表，说是给赵君买的，要选一块最好的给他送去看看。
听说是赵君这位军统少将，老板不敢马虎，挑出最好的表交给一个店员，让他和来人一道去赵的办公室。
不料，这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复回。
店员跟勤务兵离去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老板找人去赵君的办公室询问，办公室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
老板以为是店员拿了手表逃跑了，赶紧向警局报案，并开具手表样式以供查访，压根没有想过有人冒充赵君的勤务兵或者是勤务兵杀人越货。
如果赵君的勤务兵自己“享用”这块名贵手表，“店员窃表”案说不定就石沉大海了。
可手表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一个勤务兵哪里敢享用少将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手表?
过了几天，勤务兵将手表拿到一个旧货店出卖，旧货店早就接到警局的通知，一看这块表与亨达利报失的手表一模一样，老板不敢收赃，赶紧向警报告。
勤务兵被带到警局，毫不犹豫地亮明自己军统的身份，以为这个身份可以吓到警局的人。
警局的人追问下去，勤务兵像他的主子一样胆大包天，一脸的满不在乎，不屑道：“区区一块手表，这算什么要紧事，马上放我出去，不然我们赵专员生气了，把你们这些家伙和某专员一样坑埋了事!”
一听某专员，警局抓住这个线索不放。
一个佯装好奇。
一个得意卖弄。
勤务兵大言不惭，将赵君、曹银屏如何活埋韦孝儒等六人的情形全部说了出来。
警局马上将其供词报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顶文。
蒋顶文深知赵君的能量，一旦走漏风声，再想抓住他就难了，于是打电话请赵君来长官部议事。
赵君自然没有想到案情已被侦破，悠然前往，谁想一到长官部就被即扣押。
曹银屏眼看赵君一去不归，料到大事不好，迅速出逃，不想半路就被抓了回来。
抓了军统的人自然要通知戴春风，对于赵君闯下这样的大祸又刻意隐瞒，戴春风气得七窍生烟。
可气愤归气愤，这个时候戴春风想的还是怎么保他安然无恙。
赵君作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是军统的有功之臣，为军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也是不可替代的杀手。
无论在军统的地位还是在戴春风的心目中，赵君都无比重要，他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这员猛将。
戴春风当即电请蒋顶文，希望将赵君等人交给军统查办。
蒋顶文既不愿得罪戴笠，又不敢私自做主，但呈报常某人后迟迟不见答复，只好将案子暂时报下耐心等待。
戴春风同时给赵君发了一封电报。
“你在军统工作，劳苦功高，决无意外，我一定负责，你可安心等待……”
收到戴春风的电报，赵君料到戴春风会救他出狱，而且猜测常申凯也会对他网开一面，原本就没有太大压力，如今见到戴春的亲的信，心里更加放松。
他既相信戴春风不会失信于他，也相信戴春风有这个能力。
因此相对于焦虑的戴春风，赵君反而每天住在看守所当着自己的大爷，好吃好喝的供着，好不惬意。
但往往事情总会朝着料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毕竟期待是最无可奈何的事情。
晴天霹雳。
连戴春风都没有想到，好好的事情竟会平地起惊雷。
一直没有答复的常申凯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
而戴春风在求情的路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的压力来自“二陈”。
戴春风和“二陈”的矛盾由来已久。
自打在沪上股票交易所第一次见到陈国夫，戴春风就对这个鸠形鹄面的“痨病鬼”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句充满鄙夷的“小瘪三”，在时隔20年之后每每想起，戴春风还会感到莫大的侮辱与愤慨。
作为果党元老陈x美的侄子，“二陈”有太多骄傲的资本，尤其陈x美对常申凯有提携之恩，“二陈”对常申凯执子侄礼，深得恩宠与庇护。
“元老后代”加果党新贵，哪里会把流氓出身的“小混混”戴雨农放在眼里！！！
偏偏冤家路窄，本属于复兴社的特务处，在成立不久又从属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了二处。
由暗处到了明处，原本可以为开展工作提供很多便利，可该局局长却是陈力夫，也就是说，陈力夫成了戴春风的顶头上司。
这个留洋归来的洋硕士对戴春风更是充满鄙夷与不屑，对特务处不放过一切机会实施打压和限制，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二处。
戴春风只得通过郑杰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以致大多数特工的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的名义。
陈力夫的打压没能阻止特务处的发展，相反，抗战爆发后，二处摇身一变独立顶起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将领导这个统计局的陈力夫“踢出”局外，另行成立一个从属于果党党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
虽说两局平级，但“二陈”把持党务多年，让陈力夫回组织部组建调查统计局，等于把他“打回”了大本营，
“二陈”伸向军事委员会的臂膀由此斩断。
在常申凯看来，战时扩大军事特务组织势在必行，一个覆盖各战区、沦陷区乃至东南亚开展对日情报工作的特工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尽管军统的工作不仅仅对日情报，军统的触角深入到了经济、金融、邮检、缉私等等多个领域、这也大幅度地拉开了与中统的距离。
尽管常某人为了平息议论反对，在职务上仅仅给了戴春风一个少将副局长，但对“二陈”来说，军统的强大就代表着中统的衰微。
只要有机会，“二陈”就不会忘记对戴春风及军统的攻讦与削弱。
一直暗暗留意戴春风举动的徐增恩探听到事情的第一时间就汇报给了二陈兄弟。
韦孝儒案的侦破为“二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报复机会。
韦孝儒毕竟是多年的果党干部，如今被活埋杀死，他们岂会善罢甘休?
与韦孝儒同时遇害的教务主任南西光，其兄南西成就是中统干部，“二陈”岂能不为他们伸冤?
“二陈”毕竟是常某人的晚辈，又是心腹干将，他们的意见对常某人的影响不能说不大。
但终归常申凯要权衡利弊，倘若凶手换作他人，也许他不会犹豫，却偏偏是赵君。
此人作为军统的杀手，出手无往不利，为他除了很多眼中刺肉中钉，确确实实是立过大功的。
而且他也要考虑戴春风的意见。
案件正在僵持中，按照戴春风的想法，这件事情无非是找个替罪羊。
毕竟直接坑杀韦孝儒的是曹银屏等人，赵君在此案中不过是领导责任。
没有曹银屏的坚持，就不会有韦案的发生。
所以赵理君被送至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执行监组织军法会审之初，内定中赵君并不在必杀之列，但一个人的洛阳之行改变了赵君的命运。